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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对人民币施压?_深交所

  进入2010年第四季度,人民币汇率忽然变成了国际经济政策争议的焦点。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法案授权财政部对以汇率低估“补贴出口”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。美国财长也公开表示将把中美汇率争端的主战场转移到韩国首尔的G20会场。一场新的汇率战争已经或隐或现。

  不可否认,汇率争端的升级,起源于一些根本性的经济因素。首先是随着我国经济日益强大,我们经济决策中长期存在的“升值恐惧症”引起了深交所广泛关注。通常的国际经验是,人均实际收入每增长1%,该国的实际有效汇率会升值0.4%。而我国人均GDP在1998年初到2010年初期间增长了200%,但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几乎没有任何变化。

  更令人注目的是,与此同时迅速膨胀的经常项目顺差。这成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证据,结论就是中国长期通过人为地压低汇率保障出口和经济增长。这个问题在我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上升以后就变得更加突出??既然是大国经济,我们的任何经济失衡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一定影响。一个基本的推论就是,既然我们通过汇率政策保增长和就业,反过来就可能影响了其他国家的增长和就业。

  过去几周美元大幅贬值,令其他货币遭遇了强大的升值压力。巴西、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纷纷出手干预,阻止货币升值。一周之内,二十五个国家干预外汇市场,让欧美国家产生了新的担忧。而且一些国家干预的理由就是,在人民币不升值的情况下,若他们的货币升值,将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出口竞争力和经济复苏的步伐。这样一来,人民币汇率政策自然再次成为争议的焦点。

  但是,最近中美汇率争端升级,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受到“民意”的推动。中美经济失衡,汇率肯定发挥了一定作用。但这是不是最重要的因素?这值得商榷。更重要的是,多数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都认同,即便人民币升值,也不能有效解决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和失业率高企的问题。人民币大幅升值也许会令部分制造业出走,但大部分会被迁往其他低收入国家而不是美国。美国要解决失衡的问题,关键在于提高储蓄率,单纯地靠美元贬值是不够的。

  但美国的民意代表显然不这么看。起码在口头上他们不认同这样的看法,主要是因为国内失业问题严重,短期内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。因此,为了提升在选民中的支持率,他们有意将矛盾的焦点转向人民币。人民币汇率低估导致美国失业率提高??这样简单的逻辑容易被社会大众理解并接受,因此变成了普遍的民意。其实大部分政府官员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,但他们没有能力逆民意而行,况且他们自己也需要为国内经济困难找替罪羊。

  因此说,中美汇率争端升级,有经济方面的原因,但更多是受到民意的驱动,而这样的民意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非理性的。人民币汇率似乎变成了许多国际经济问题的根源,这样的看法显然是不合理的。但我们却不可能因为它不合理而忽视它。尽管我们现在认为,真正爆发汇率战的可能性并不大,但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应对,风险就会直线上升。一旦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成为现实,我们就会受到直接的伤害。

  如何应对却是个大问题。既然压力源自并非完全理性的民意,单纯按照经深交所济规则出牌不见得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法。简单来说,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措施值得考虑。第一,应该鼓励我国的学者在国际论坛上据理力争。在全世界都在批评我国的汇率政策时,我方目前反击的主要是政府领导人和发言人。学者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,因为他们相对比较独立,同时又可以把问题说得更加透彻甚至直截了当,明确地纠正国外一些专家学者的片面论断。

  第二,克服货币升值恐惧症,真正增加汇率的灵活性。任何政策总是有利弊两个方面,我们过去的问题是,死抱住汇率不能升值这一条。这一做法不但在国际上受到很多批评,在国内也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,包括流动性泛滥、经济结构严重失衡、出口产品低水平徘徊和服务业不发达等等,其实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。汇率长期不动,经济发展又这么快,难免遭人诟病。

  第三,尽快消除经济结构失衡,实现国际收支平衡,这可能是化解国际汇率争端最重要的手段。庞大的经常项目顺差是国际上批评我们的汇率政策的重要证据,而且也不符合我们逐步平衡国际收支的政策目标。不过消除经常项目失衡,不能单纯地靠汇率调整,更多需要依靠诸如普遍性的要素价格调整这类手段。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加速国内的结构性改革。一旦失衡消除,相信汇率压力就会缓解。

  第四,中美两国政府应该加强合作。美国政府的立场是既不愿在政治上失分,又不想破坏两国经济合作关系,也就是说两国政府在不愿打汇率战这一点上是共同的,有合作潜力。比如,我们可以帮助美国政府“控制”在美国国会的风险--如果美国财政部不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,我们可以在汇率上面放松一些。如果我们就是顶住不动,则有可能把美国政府逼到墙角。当然,派采购团到美国去,对于缓解冲突也会有帮助。

  最后,美国的民意代表经常来势汹汹,我们也不妨让我们的民意代表发一些声音进行反制。我们的人大代表也可以提一些提案来制裁美国,我们的政府也可以要求美国政府考虑我国民众的情绪。谅解应该是双方的,不能我们整天容忍美国政客的无理要求,而我们的民意代表却对美国没有任何要求。当然,中美经济谈判的地位并不完全对等。但既然美国运用民主的工具压我们,我们应该同样也可以用。

  《英国金融时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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